余世堅畫抽象畫，他的畫有一個反覆出現的名字：「非花」。自作聰明問他原因，他說：「其實沒有特別的意思。」他再解釋，如果為畫起了一個具體的名字，便會限制了觀畫者的想像；即如「無題」，有名等如無名，無名之下將就起一個名。
不過「非花」又不只是「無題」那樣簡單，它源自一首白居易的詩：
花非花，霧非霧，夜半來，天明去。
來如春夢幾多時，去似朝雲無覓處。
如果似花但又非花，那究竟是甚麼呢？有人認為白居易寫的是一首情詩，道出了愛情的來去難以捉摸。不過詩中的「夢」字倒讓人聯想到「莊周夢蝶」。莊子有一天夢見自己變成了蝴蝶，醒來發現自己還是莊子。莊子問，其實自己是夢見自己變成蝴蝶的莊子，還是夢見自己變成莊子的蝴蝶呢？
余世堅小時候不愛畫，上美術課時只會搗蛋。美術老師通常會帶來一個橙、一個蘋果，然後叫學生依樣畫葫蘆，畫得似便是好。余世堅心想：「畫完一樣又會有另一樣，幾時才畫得完？」到了他長大後，有一次他報讀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外進修課程，選哲學課。導師缺席，隔壁繪畫課的呂壽琨老師卻講得好大聲。余世堅好奇之下跑到人家課室門口旁聽了一整課，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呂壽琨老師大部分時間只講佛、講道、講禪。他覺得「幾啱feel」，於是便報讀了呂老師的課。
他記得呂老師其中一次功課題目是「用平行線和點構成一幅畫」。不是畫一個橙，不是畫蘋果，不是要畫得「似」，只是單純的「用平行線和點構成一幅畫」。呂老師上課盡講佛、講道、講禪，現在你明白了原因沒有？佛家對於主觀意識跟客觀世界之間的關係有如下的比喻：
「譬如二束蘆，互相倚立，如是緣名色而有識，緣識而有名色，此生則彼生，此滅則彼滅，正復如是。二束蘆中，如取去其一，他一必仆。如取去其他，他一束亦仆，名色滅則識滅，識滅則名色滅。正復如是。」《雜阿含經》卷十二
其道理如同拍照一樣。拍照固然要有相機，同時亦要有被拍之物。照出來的相片如何，取決於相機及菲林的質素、使用的光圈、快門，另一方面亦取決於被拍物件形狀、大小跟色彩，兩者如兩束互相依靠的蘆葦，取去其一，另一必倒，整件事便不會成立。
譬如你看眼前的一個橙。你能肯定眼前的橙真的是球體，而且是橙色嗎？假如你的眼球缺少了接收橙色的感光元件，那橙色就根本談不上；反過來說，如果眼前的橙以另一種形態出現，你看見的就不會是一個球體的橙，而是一個錐體或柱體的橙了。
繪畫從來不是單純把事物如實地轉移到畫布上這般簡單。繪畫必然是畫家通過自己的主觀去感受世界，然後利用藝術手段去表達。跟實物相似從來就不是抽象畫的追求，它跟實物脫離，擺脫了實物的限制，不是橙，更非花，而是無題，是藝術家心中的一點「感興」。說到這裡你可能會好火滾，鬧我「講了等於沒講」。不過我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小小的藉口為自己開脫的：畫家的「感興」只可意會，不能言傳。如果可以用語言文字表達的話，畫家們盡可乾脆跑去寫論文，不用繪畫了。
